襄阳地方戏曲的前世今生（上）

　　编者按： 

　　襄阳，不仅是楚文化发祥之地，也是湖北戏曲活动的中心之一，俗称“戏窝子”。历史上，汉水这条黄金水道为襄阳带来了商业繁盛和文化的繁荣。襄阳地方戏“一清、二黄、三越调，花鼓戏和梁山调”的说法由来已久。“襄阳腔”等声腔，为京、汉、滇、川等许多剧种所共用，远播海内外，对我国戏曲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作出了较大贡献。

　　随着时代变迁，商业、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对襄阳传统的地方戏曲越来越陌生，众多地方戏曲剧种、曲种消亡或处于濒危状态。

　　为留住记忆，本报特邀请市艺术研究所所长任晓云为读者梳理出了襄阳地方戏曲的种类与历史概况。

　　湖北越调 

　　湖北越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汉水的襄阳与老河口之间的一段，俗称襄河，这一带以唱越调出名，故又称襄河越调，因唱腔高亢，尾音翻高，也称高腔越调。

　　襄阳一带形成的襄阳腔，是山陕梆子演变形成汉剧西皮的过渡声腔。如《中国戏曲通史》下卷27页记载，“山陕梆子演变形成汉剧西皮的过渡声腔是湖北越调即襄阳腔。”秦腔（同州梆子）的声腔在汉水中上游浸润、传播，使外来之“秦音”与本地之“楚声”杂交，变宫商而创新声。在清同治十三年所修《襄阳府志》中就多处有襄阳之地“民多秦音，俗尚楚歌”的记载。

　　湖北越调的剧目中，与同州梆子相同的有一百多个。如今，尚存于越调中的腔式、板式、行腔方式等一些有特色的内容，可以说是秦腔（同州梆子）在湖北越调中之遗存，并保留有“秦音”之意味。

　　湖北越调行当齐全，基本功讲究，程式完备，剧目众多，名艺人辈出。湖北越调流行于湖北的上五府（襄阳、郧阳、荆州、宜昌、恩施）和下五府的安陆、德安（现钟祥）以及豫西南的邓县、唐河、南阳，陕西的白河等地。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是以谷城、光化、襄阳为中心的汉水流域诸县，清咸丰年间就有十二三个班社。

　　湖北越调在清嘉庆年间至民国期间为繁荣鼎盛阶段。据史料记载和老艺人的口述资料，可以大概知道在嘉庆、道光年间，谷城一带的越调戏班众多、剧目丰富、名角辈出，部分班社甚至到过汉口、陕西潼关、山西风陵渡等地演出。咸丰年间就有十二三个班社。同治年间有知名班社同春班，拥有十多位著名艺人。光绪年间，又有谷城大峪桥黄品章班、黄世朔班及荣春、泰和、宏春、宏义、宏顺等七八个班社。到民国年间，还有谷城石花镇周连成的永庆班，李友元的阳春班及宏庆、红春等为数不多的班社。1939年，日本人攻打老河口，顺发戏院被炸，李友元的班子在老河口顺发戏院散班后湖北越调就再也没有职业班社了，仅有皮影戏班和业余戏班继续活动。

　　传承情况： 

　　自1939年日本人炸毁最后一个老河口越调演出舞台，宏春班解散后，湖北越调就没有了专业班社，职业艺人也在1966年前后全部去世，仅有皮影戏班和业余戏班继续活动。1952年元月，老河口市（原光化县）仙人渡马家岗成立了一个湖北越调剧团，剧团负责人是李才有，导演是胡金山、张富道，剧团有34人，演出的第一个戏是《四郎探母》。胡金山、张富道为中国剧协会员，二人多次被请到省戏剧工作室参加传统剧目的资料收集工作。1956年8月15日，该团到襄阳地区参加公演，演出了《秦琼表功》。同年11月该团参加省里举办的会演，在湖北剧场演了《送灯》，受到好评。1957年，省、市、县向该团拨款1.55万元，用于置办服装道具。1957年演出了《敬德打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该团停止活动。这个剧团为半职业性质，参加演出人员变动不大，演出时间不固定，农忙散开，农闲和节假日集中排练演出。谷城县石花镇以徐发奎等成立的湖北越调业余戏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演出活动。谷城县城关镇叶祥成的湖北越调皮影戏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演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撰《中国戏曲志·湖北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北卷》，由省戏曲专家指导，市艺术研究所专家对这些艺人进行了大量采访及唱腔、唱段的录音。

　　目前，叶祥成为湖北越调唯一国家级传承人。

　　清戏 

　　清戏（又称湖北高腔）形成的时间早，流布地区广，历史上曾经在襄阳一带兴盛和流行过。鄂西北民间广泛流传“一清二黄三越调，梆子班里胡球闹”的说法。列清戏为头名，说明了这个剧种当时在戏曲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和较大影响。在光化的老河口、谷城的庙滩、南漳的武安、宜城的小河等地，过去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清戏演出活动。

　　清戏阵容可观、班社多而大，一个戏班子最多的有七十多人。清戏当时在艺术上比别的剧种显得更完整、成熟，行当齐全、声腔丰富、武功精湛、衣箱完备、演出讲究严格，所演剧目造词文雅、韵律严格工整，被称为“高尚戏、文雅戏”，当时多是读书人看。

　　明末清初，清戏最兴盛。当时，清戏盛行于湖北黄州、德安、安陆、襄阳四府25县。

　　传承情况：

　　清戏虽然在襄阳地区繁荣发展过，但衰败失散的时间早，襄阳清戏的最后一次职业性演出在1956年。谷城县文化主管部门为了抢救清戏，曾把清戏老艺人和清戏爱好者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班子，挖掘清戏剧本，排练剧目，1956年排练好了《关公训子》。当年这个戏参加省（湖北省）、地区（襄阳地区）会演，分别获得剧目挖掘和演出奖。后来，这个班子没有坚持下去，自行解散了。至1986年，襄阳地区记载的老一代清戏艺人已无一人在世。

　　汉戏 

　　汉戏是湖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其别名有“楚调”“汉调”“二黄”等，辛亥革命后改称汉戏。在其形成演变的历史中，依流行区域的不同，通常被划分为襄河、府河、荆河、汉河四个路子。以襄阳为中心而流行于鄂西北各县（包括荆州地区的钟祥）的襄河路子的汉戏源远流长，现在能追溯到的最早的班社，是清嘉庆年间襄城南的“洪兴班”，后有樊城、南漳、老河口、宜城、枣阳等地十多个班社及后来新四军的“娃娃剧团”等，都曾名动一时。职业班社衰败之后还有活跃在小城镇的“万字班”“围鼓班”等由爱好者组成的业余班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襄河路的汉戏衰败了。

　　传承情况：

　　襄河路子汉戏，其形成的年代、流变的过程，已无从查找到具体资料，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艺人们躲避战乱，远走他乡，襄河路子的汉戏便衰败了。但是汉调皮影戏业余班社在民间一直有演出活动，代表性艺人为谷城县的杨学礼，又名杨麻子，为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参加省里调演并获奖，带班社演出活动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襄阳花鼓戏 

　　襄阳花鼓戏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也称北路花鼓。襄阳花鼓戏形成之初是一种简单的民间表演唱形式，演唱内容多是即兴编出比较简单的“四言八句”，只为热闹气氛但无具体故事情节。

　　襄阳花鼓戏很自然带有秦腔秦韵。彼时的襄阳花鼓被戏称为“地花鼓”“花鼓子”。后来，襄阳花鼓戏艺人把一些民间传说故事编成有人物情节的段子进行表演。由一人登场表演叫“单玩子”，二人表演叫“双玩子”。再后来，发展能够串演较长故事——化妆登台演出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当时襄阳花鼓戏没有正规的舞台演出形式，大都是路边用高粱簸子在地上围个圈或垫起稻草、麦秸作台子，老百姓俗称之为“地摊子”“草台子”。又因演唱内容多是下里巴人“粗俗”之作，屡遭官方歧视和禁演，故只能在农村乡野闪现花鼓艺人的身影。所以，又得“躲躲戏”之称谓。

　　传承情况：

　　襄阳解放后，襄阳花鼓戏曾一度得到发展，襄阳、枣阳等县建立了专业剧团，宜城、南漳等县也有许多业余和半职业剧团活动。特别是襄阳县花鼓剧团，自1955年建团到1970年被解散，在十几年活动中，共排演大小传统戏、现代戏110多个，演出5000余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赞赏。当年他们不仅活跃在本县广大农村演出，还经常到老河口、武汉等大中城市巡回演出。他们先后整理的传统花鼓小戏《一筐花》参加全省戏曲汇演，受到专家和领导好评。著名戏剧家田汉和音乐家马克看了襄阳花鼓戏后高度评价：“听了襄阳花鼓的音乐唱腔，就像把人们带到那一望无垠的田野上，叫人心旷神怡。”他们还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整理出40多个传统剧目由省编辑出版，《梁祝姻缘》《看课》等戏录制成唱片发行，并被编入《中国戏剧大全》出版。1970年，襄阳县花鼓剧团被撤销，演员被解散。

　　襄阳小曲 

　　襄阳小曲是湖北省汉族曲艺曲种之一，流行于襄阳市区及襄州区一带。襄阳小曲主要来源于明清小曲和襄阳的民歌小调，多以百姓生活和民间传说为题材。据艺人师承关系推断，最迟在清同治年间形成，兴盛于1930年以后。演出方式以单人操竹筒二胡自拉自唱为多，也有二三人或多人搭伙演唱，可以增加檀板或碟子击节、月琴、琵琶伴奏。

　　传承情况：

　　1966年随着襄樊市说唱团的解散，襄阳小曲消亡。

　　襄阳大鼓

　　襄阳大鼓为曲艺曲种，原称大鼓书、鼓词儿。流传于鄂西北等地，以襄阳为最盛，艺人也最多。襄阳大鼓为一人表演，以唱为主，说唱相间，并以襄阳方言说唱。艺人演唱时，左肩斜挎一厚约10厘米、直径约25厘米的两面鼓，右手执鼓槌，左手执云板，击鼓打板伴奏。襄阳大鼓原来的传统曲目，在艺人口传心授中失传甚多，老艺人现在还能演唱的有100多个，除长篇如《三国》《西游记》《封神榜》《杨家将》《三侠五义》外，还有《卖杂货》《龙三姐拜寿》《王员外休妻》《小二姐做梦》等小段和书帽。

　　1952年参加全省汇演时，大鼓书、鼓词儿正式易名襄阳大鼓。上世纪五十年代襄阳县文工团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并搬上舞台演出，改肩背大鼓为鼓架支撑，伴奏除云板和书鼓外，还加进二胡、三弦、扬琴等乐器。

　　道情 

　　道情为曲艺曲种，由道士唱曲化缘演变而成。

　　演唱时，艺人左手执剪板并抱渔鼓筒，右手敲击渔鼓为伴奏，演唱内容以民间传说及生活故事为主。道情流行于全国各地，唯流行于襄阳一带的道情，用襄阳方言演唱，被称为襄阳道情。

　　宜城兰花筒

　　宜城兰花筒为曲艺曲种。“兰花筒”又称“楠竹筒”，是渔鼓道情的一种，主要流传于湖北宜城境内汉江两岸的平原地区。早年，民间称其唱腔为“南瓜腔”，称其所敲击之楠竹筒为“南瓜筒”。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艺人嫌南瓜一词粗俗鄙俚，含有贬义，故在不断改善唱腔提高技艺的同时，取与“南瓜”一词乡音相近之“兰花”为名，以示这种艺术形式之高洁典雅，于是楠竹筒便有了“兰花筒”这一雅称。

　　传承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兰花筒这个曲艺形式被宜城市专业和业余剧团所吸收，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兰花筒，自编了很多反映现代化题材的曲目在城乡演唱。文艺工作者用现代戏剧舞台的手段对其进行了包装，增强兰花筒的艺术感染力，提高了可观赏性，使兰花筒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

　　襄河道坠子 

　　襄河道坠子为曲艺曲种。坠子在河南基本形成为一个曲种的26年后（清光绪十九年）就传入襄河道，即以襄阳为中心的襄河流域各县市。在100多年的流传中，逐渐演变，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流派，成为襄河道所独有的一个地方品种。

　　河南坠子襄河道流派的形成期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后期。襄河道流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襄河道本土坠子艺人群体的形成和壮大，独立占领书场，挂牌演唱，成为主导力量。

　　襄阳解放以后，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襄河道的襄阳、枣阳、老河口等地，相继成立曲艺队，而其成员大多是襄河道本土坠子艺人。这些曲艺队除了化整为零，分成小组到私人茶馆、书场演唱外，也都有自己的固定书场，或曰曲艺厅。他们的演出活动非常活跃，马玉兰、水大嫂、程玉莲、景晓武、宋丽华、陈美玲等以独特的演唱风格，成为襄河道坠子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到1959年，文化主管部门着手大力培养新一代坠子艺人，对第二代本土艺人，给予重点培养。郝桂萍、周永珍等襄河道流派的第二代群体快速成长起来。

　　在襄河道曲艺界，襄河道坠子以实力，击败了襄阳小曲、襄阳大鼓等众多本土曲种，独占鳌头。在1961至1964年间，不少县市文化局挑选了一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同志和有高中学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曲艺队伍，如董治平、余家冰、胡益万、赵万爽等，他们创作的一批襄河道本土题材曲目参加了全省会演和其他大型活动，多次获奖。

　　传承情况：“文革”后，襄河道坠子艺人群体元气大伤。郝桂萍等人仍坚守在阵地上为基层群众演出，参加全国、省、市各级会演，曾获得“牡丹奖”“马街书会书状元”“群星奖”以及连续三届“湖北省百花书会”一等奖等各种奖项。本世纪初，郝桂萍收张玉慧为徒，现仅有师徒二人及伴奏琴师徐学荣在坚持演出。董治平为该曲种的艺术理论探究者、曲艺作家主要代表，他的研究和创作对襄河道曲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14余万字的曲艺理论专著《河南坠子襄河道流派研究》获省文联重点扶持，已于2017年出版。

　　其他剧种、曲种 

　　襄阳地处我国南北之咽喉要地，历史上商业繁荣，带动南北各地曲艺曲种流汇于此，且兴旺发达。戏曲方面，流传于襄阳的还有京剧、豫剧、曲剧等。曲艺方面，除坠子已形成地域性流派外，河南的大调曲子也在这里大放异彩。

　　1958年，襄阳创作演出的大调曲子《好阿姨》，参加全国曲艺汇演，被选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此外，襄阳还流传三弦书、评书、相声、快板书、湖北渔鼓、湖北大鼓等众多曲种。

　　因此，在历史上襄阳被称为“戏窝子”“曲艺窝子”。（襄阳日报 任晓云）